□李超宇（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们骑鲸而去》 孙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孙频的中篇小说《我们骑鲸而去》发表于《收获》杂志长篇专号春卷，同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单行本中不仅附有相关的评论和访谈，还附上了两个短篇《猫将军》和《阳台上》。
这两个短篇看似讲述了和《我们骑鲸而去》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在结尾处却与之有着某种神秘的呼应，尤其是《猫将军》的结尾：“……在这瓷猫的背上，骑着一个用泥捏出来的小女孩。小女孩骑在猫背上，也高高地昂着头，神情欢快，似乎随时等待着和她的坐骑一起奔跑。”
如果通读全书就会发现，“坐骑”往往意味着死亡——骑在瓷猫背上的小女孩暗指《猫将军》中老刘的小女儿；而在《我们骑鲸而去》中，作者通过上下文和一系列副文本暗示：“骑鲸而去”的老周一定是死了，而且是因饥饿而死。也就是说，老周甚至根本没有真正骑上鲸鱼，只是在临死前看到了鲸鱼，是作家孙频把这个回光返照的瞬间充分展开，才让老周的死获得了一种升华。
如果把“骑鲸”的含义拓展为一种美好与升华的结局，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本书标题的主语为什么不是“老周”而是“我们”了——《阳台上》中的小鱼虽然听到了故事的另一个残酷的版本，但她想到的是：“都不重要了。是的，都不再重要了”，她愿意让老康活在张红的保姆所编造的童话之中，就像今年热播的《隐秘的角落》中面对笛卡尔两个版本的爱情故事时，“你可以相信童话”那样。
《我们骑鲸而去》中的王文兰同样相信了老周虚构的木偶剧而选择留在岛上，如孙频所言：“她选择一个人留在海岛，选择一种梦幻，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成全吧。用尽全力而让自己最终落入梦幻，也是人类一种特有的尊严吧。”
然而孙频的另一段话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这些结局共同的秘密：“无论是她还是读者，都心知肚明她已经回不去了，她是一个被社会淘汰出来的个体，而社会从不因为哪个被淘汰的个体而产生怜悯，所以选择一种梦幻对她来说也算是慈悲的方式。”
也就是说，王文兰之所以能够活在“梦幻”中不是出于她自己的努力，而是出于作家的“慈悲”。是孙频的“慈悲”为小说的结局增添了亮色，也是孙频的“慈悲”赋予了小说某些超现实的特质。
孙频年生，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隐形的女人》《九渡》《三人成宴》《同体》《假面》《疼》《十八相送》《无相》《异香》《罂粟的咒》《自由故》《盐》《鱼吻》《不速之客》《裂》《鲛在水中央》以及长篇小说《绣楼里的女人》。曾获《小说月报》十五届百花奖、第八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钟山》文学双年奖等。（图片来自网络）
年之前，孙频写过不少残酷冰冷的结局，这表明她对现实不是没有深切的体认。但近几年来，“她的文字也不再那么激烈和决绝，有了更多的温和与诗意”，这是因为现在的她更加看重文艺作品“抚慰人心”的功能。这种抚慰让我联想到一百年前鲁迅在夏瑜坟上“平空添上”的花环——对现实有着深刻洞察的鲁迅之所以“不恤用了曲笔”，正是为了抚慰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
出于“对万物的悲悯”而使用“曲笔”，是孙频与鲁迅的相通之处，而“曲笔”写出的内容却显出了两人的差别：鲁迅所写的花环有现实作为基础和支撑；而孙频的“曲笔”却显得有些超现实，她不是从人物所处的真实环境中把人提升，而是在一个梦幻的国度中让人飞升。
如果“骑鲸”意味着一种超现实的拯救，那么“我们”是否还有“骑鲸”之外的选择？
抛开超现实的外衣，从寓言的意义上理解二人的“曲笔”，我们还是会发现不小的差异：鲁迅的“曲笔”暗示着孤独的先觉者终将被理解，夏瑜的事业后继有人；而孙频的“曲笔”却是始于个人，终于个人的——“我们”相聚于孤岛，却不是骑着同一头鲸鱼而去，而是选择了各奔前程。
如果“骑鲸”意味着各自远去的背影，那么“我们”是否还有“骑鲸”之外的选择？
孙频在访谈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句话在近年颇为流行，似乎已成为文学爱好者乐于背诵的金句。但翻开约翰·多恩的原诗，上面却写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句诗的翻转与现代人的原子化有关，孙频勘破了老庄哲学“都是用来统治人的东西”，却没有明白“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为现代人的冯至洞悉了这一点，于是在自己的诗篇中渴望着孤岛的联结：“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我们骑鲸而去》中的三个人一开始也是希望“结成朋友”的，他们互相关心，彼此照顾，但后来却由于王文兰搞旅游开发的设想酿成了三组“二对一”的格局：王文兰先是希望利用“我”的社会关系来拉游客上岛，于是与“我”接近而不理老周；不成之后又想找老周帮忙，于是与老周接近而不理“我”；不想老周也不愿出手相助，于是“干脆谁都不搭理了，不理我也不理老周”，然后“我和老周又在一起了”。这三个人可以说用光了“二对一”的全部排列组合。最后三个人虽然还可以坐在一起，但早已做好了各自的打算。
三个人都热爱文学，按理说共同的爱好应该孕育出牢不可破的友谊才对。但从最后的结局看，使三个人各自走散的或许恰恰是文学。
面对王文兰的奇思妙想，老周与“我”只是相对而叹：“她就是吃的苦太多了，吃的苦太多才变成这样，你看她多像麦克白啊，面对时间的激流险滩我们不妨纵身一跃，不去顾忌来世的一切。”
文学家习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时迅速寻找文学经典中的形象与之对应，对应过后会获得一种认知上的满足，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文学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对更多的人与事表示出同情和理解，但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孙频坦言：“我总是试图去写我看到的那些散布在这世间的各个角落里的人，那些最卑微、最真实、最有韧性的人。我无法为他们做什么，我不能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我不能施舍钱财让他们远离贫寒，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乐而忘忧，我甚至不能当着人来人往给他们一个真诚的拥抱，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写进小说，给予他们一个小说的世界，给予他们一种艺术世界的爱与眼泪。”她道出了文学的意义，也道出了文学的限度。
但即使在认识世界的层面上，老周倚仗的文学经典也是不够完整的。王文兰显然不是麦克白，功名显赫的麦克白追求的是拥有更多权力和荣耀的王位，而王文兰是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不得。两人有各自的痛苦，但前者的痛苦是锦上无花，后者的痛苦是雪中无炭，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奥尔巴赫在评价莎士比亚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按悲剧处理的只是高贵的人，诸侯和国王，政治家，统帅和古典时代的英雄；在平民、士兵或其他中下层人物登场时，使用的总是低等文体。……莎士比亚的世界精神绝对不是平民精神。”王文兰身上那种崇尚行动的平民精神恰恰是热爱莎士比亚的老周所不能理解的。与两位相对专业的作家和艺术家相比，只是在高中时代发表过文章的王文兰显然离文学更远，但苦难的经历赋予了她强大的行动能力。在决定了修建旅馆后，王文兰可以“一个人在海边，冒着雨搬一块块的礁石”。当“我”问她什么时候才能搬完时，“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斜视着我，笑着说，没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此时的“我”像河曲智叟一般无言以对。
由此看来，三个人分道扬镳的责任并不在于王文兰的想法幼稚，而在于“我”和老周的毫不作为。老周的口头禅是“要活在自己的脑子里”，而王文兰有一种“对物质的永不餍足”，他们二人恰好构成“唯心”与“唯物”的两极。一个老周或许只能顾影自怜地吟诵着：“谁此刻没有房屋，那就不必建筑，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三个老周无非是把这首诗编排成“多声部”的朗诵；一个王文兰或许只能活在作家的“慈悲”赐予的“梦幻”中，三个王文兰虽然不能修建空中楼阁，但只要有一个岛，她们就一定能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如果“骑鲸”意味着一种超现实的拯救，那么“我们”或许还有“骑鲸”之外的选择。
如果“骑鲸”意味着各自远去的背影，那么“我们”或许还有“骑鲸”之外的选择。
《我们骑鲸而去》讲述了一个没有四季，永远都是夏天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面住着三个各有创伤的人：热爱写诗，却把生活过得一团糟的不得志的中年小科员“我”；才华横溢，却因同行间嫉妒而失手杀人的七十多岁的剧作家老周；杀死了家暴丈夫，坐了17年牢后出狱，却又遭逢独生儿子车祸去世打击的中年女子王文兰。
三个为了躲避人世嘈杂的人来到偏孤的小岛，日日朝夕相处，却在看不到尽头的孤寂中动摇了上岛的初心。不久，老周莫名从小岛上消失不知所踪，来岛上守矿的“我”也违背了合同，提前回陆地，只留下王文兰还在坚守着要在岛上开发所谓旅游项目的“理想”。
以下文字摘选自《我们骑鲸而去》，读者可以先“读”为快——
那个小岛上没有四季，阳光永远凶猛异常，好像离太阳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岛上待久了，便能看到，长成各种形状的时间正在那里走来走去地闲逛。
那些已经苍老的时间仍然栖息在阴森的椰林里，粗大的榄仁树里、橙花破布木里。坐在榄仁树白骨般狰狞的树根上，甚至还能听见这些时间迟缓滞重的咳嗽。那是还有恐龙的时代吧，它们就生活在这岛上，寄宿在珊瑚礁上，树木的枝叶间，代代生息繁衍，繁殖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几亿年过去了，这里没有国家，没有战争，没有朝代更替，直接就从恐龙时代过渡到了现在。
刚上岛的人往往会被这些庞大古老的时间吓住。
黄昏，我走近沙滩的时候，远远看见那两只黑背一坐一卧。这是两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被遗弃在岛上的狗，已经沦为野狗。
坐着的那只像个人一样，竖着耳朵，呆呆望着海水退潮。听到我的脚步声，回过头，神情忧郁地看了我一眼，便又继续扭头看海水。它的目光太像人的目光了，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疑心它其实就是个在岛上被施了魔法的人，只是我没有能力认出他来，又担心它会跳海自杀。刚来到这岛上的时候，老周就曾告诉我，这岛上的狗因为太孤独，都有些抑郁，很容易染上跳海自杀的毛病。狗天生是会游泳的，但一旦它打定主意要自杀，它就有本事让海水把自己淹死。有只狗自杀一次他救一次，每次把它从海里救出来，它还要执拗地继续跳海自杀，反复折腾几次，最后一次终于死成了。死狗浮在海面上，白色的肚皮鼓鼓的，狗牙雪白地龇在外面，尸体比它活着时膨大了一倍，所以看上去比活着时凶悍了不少。
据老周说，有一段时间，这岛上的狗比人还多。因为以前那些在岛上采矿的工人和偶尔上岛的渔民一共加起来也超不过十几个，人太少，寂寞，所以都喜欢养条狗做伴。除了工人和渔民，狗便成了岛上的第三大岛民。第四大岛民居然是眼镜蛇，但眼镜蛇也不是岛上的土著。据说有一个工人曾把一笼蛇带到岛上来，准备在工作间隙慢慢炖了给自己下酒，不料从笼子里逃掉了几条，眼镜蛇此后就在这小岛上安营扎寨繁衍子嗣了。爬上榄仁树摘山枇杷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树枝间正盘着一条大蛇，听见声音，蛇盘里倏地吐出一截血红的蛇信子。此外岛上还有几只野猫，说是野猫，其实都是被人带到岛上之后又遗弃在这里的。据说有一个工人曾经还想把一头小猪带到岛上来做伴，等它长大就杀了吃肉。没想到回岛的路上遇到了台风，台风过去了，寒潮又来了，终于等到像唐僧取经一样漂回了岛上，小猪已经在路上长成一头大猪了，结果回到岛上不到一个月，这头猪就跳海自杀了—因为岛上没有第二头猪。
已经退潮，我走到沙滩上，低头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贝壳。我有一个百宝箱，里面收纳着各种从沙滩上捡到的贝壳。我曾在这沙滩上捡到过各种稀奇的贝壳，唐冠螺、毛法螺、海兔螺、泡螺、缀壳螺、鹦鹉螺、蝎尾蜘蛛螺、马蹄螺、椰子涡螺、花仙螺、黑星螺。还从这沙滩上捡到过各种外国的酒瓶子，我把它们都插在椰子树的周围，做了栅栏。阳光好的时候，这些瓶子流光溢彩，状如宝石。我还捡到过几只漂流瓶，里面装着或长或短的信。或许是一个船长在船即将沉没时写的，或许是一个水手写给远方的姑娘的。这些瓶子各自驮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不知已经在海上流浪了多久。我把它们又扔回了大海，让它们驮着秘密继续流浪。秘密，与魂灵、气息属于同一物种，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在这个世界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它们也许正藻荇交横，汪洋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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